周总理是毛主席的最佳搭档国荣配资，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辅佐毛主席的，而是先后辅佐了六位领导人之后，才最终选择了毛主席。
周恩来辅佐的第一位领导人，就是陈独秀。
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众望所归地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，成为最高领导人，并一直连任五届。
应该说，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和发展中，陈独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但是，他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，并拒绝使用武装斗争，对国民党采取一味的妥协退让，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。
这个时期的周恩来，已经逐渐成为中央的领导人之一，尤其是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会议上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，对陈独秀的错误是看得很清楚的。
周恩来辅佐的第二位领导人，是瞿秋白。
瞿秋白生于1899年，比周恩来还小1岁，但因为受到陈独秀的赏识，在党内的进步很快，在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上，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，并成为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。
等到陈独秀1927年下台后国荣配资，瞿秋白就接替他的位子，成为我党第二位领导人。
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正好相反，瞿秋白走上了一条“左”倾盲动主义路线，开始不断地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罢工运动，甚至组织武装起义，结果在敌我双方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，给我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。
周恩来辅佐的第三位领导人，是向忠发。
在我党的历任领导人中，向忠发堪称最有争议的人物，他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码头工人，不学无术，贪图享乐，只是因为他工人阶级的身份，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用，一跃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。
但是，这个人的能力完全不足以领导中国共产党，后来还不顾组织纪律，跑出去偷偷约会，结果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了。
更让人无语的是，还没等国民党用刑，向忠发就主动投降了，当了叛徒。
好在周恩来提早做好了准备，没有让中央受到很大的损失，蒋介石看向忠发没什么用，就下令把他枪毙了。
周恩来辅佐的第四位领导人国荣配资，是李立三。
1930年，因为周恩来去了苏联，中央的工作是李立三负责主持。
可惜，李立三没有从瞿秋白的“左”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吸取教训，反而提出了一条更激进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，甚至提出了“会师武汉”、“饮马长江”的口号，号召全国各地红军攻打中心城市，以武汉为中心，首先夺取附近省区的胜利，最后夺取全国政权。
但是，这条“立三路线”同样没有弄清楚敌我双方的实力，最终给我党我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李立三也被迫下台，离开了领导岗位。
周恩来辅佐的第五位领导人，是王明。
王明和向忠发的经历差不多，是因为在苏联学习期间，受到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欣赏，后来米夫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，王明就跟着飞黄腾达，成为米夫在中国的代言人，掌握了中央的大权。
王明执行的同样是“左”倾冒险主义路线，主张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，完全不顾红军的具体情况，强行要求红军与敌军打阵地战、对攻战。
当然，具体执行这些路线的，其实是博古，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能力，在政治上听王明的，在军事上听李德的，最终让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损失惨重，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，踏上了前途未卜的长征之路。
这就是周恩来辅佐过的六位领导人，包括陈独秀、瞿秋白、向忠发、李立三、王明、博古，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，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，接连失败。
周恩来亲身经历了这些失败，自然看得也是非常明白，知道靠这些人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，要想让共产党和红军走出泥潭，只有毛主席才行。
因此，在遵义会议上，周恩来力主让毛主席重新出山，这才让我党我军走出了泥潭，走向了胜利。
当时，博古对毛主席出山有抵触，周恩来就对他说：“在中国历史上，能成就大事的人，都是最懂得底层人民的人，你和我都是留洋出身的，理论水平或许没问题，但对中国真实的现状了解得还很不足。但是我们有一个最了解中国的人，就是毛泽东，红军的历次兴衰也都证明，只要毛泽东来领导，红军一定兴旺，而一旦把他排除出去，红军一定又陷入低潮。”
周恩来的这段话，其实就是对前面六位领导人的总结，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留洋出身的，对马列主义理论了如指掌，却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，结果只能是水土不服，而毛主席就是最了解中国的人，最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，只有让他来领导党和红军，才能取得胜利。
认识到了这一点后，周恩来从此就成为毛主席最忠实的拥护者，辅佐毛主席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！
（参考资料：《毛泽东与周恩来》《走近周恩来》《毛主席与周恩来的管理智慧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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